张晓山：郝堂村变迁与村庄可持续发展反思
中国的村庄面临着巨大的变迁，但是变迁的方向不同，变迁的后果也不同。郝堂的这个变迁是我们看到的一个方向，是一条符合科学发展观的、符合可持续发展的农村发展道路。郝堂的变迁有两点值得我们深刻认识。
第一，郝堂案例反映了理念与实践的契合。
正如李昌平老师所说的，郝堂案例告诉我们的党应该怎么做，理念应与实践契合。实际上今天下午听了很多通过PPT放出来的先进的理念，包括孙老师讲的保护生态、把农村建设的更像农村、粪尿分离的厕所，昌平老师的三位一体四权统一，谢英俊老师的“协力造屋，永续建筑”。所有理念，最终是与我们十八大讲的生态文明建设相吻合的。当然，光是理念也不行，还要有很多理论作为支撑。正如孙君所讲，我是从社会学的角度切入新农村建设，这就不得了了！因为咱们知道，当年赵本山说范伟，厨子学了兵法了，那就不得了了。所以，中央美院的画家把人类学，社会学，甚至风水都利用起来，通过这些理论那就不得了了，就形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很多让我们惊叹的东西。郝堂就有血有肉的呈现在我们面前。这些理论、理念最终是跟我们现在的政策是契合的。我在网上搜了一下，平桥区最近五年的工作报告讲的也是城乡统筹、生态宜居、和谐发展等等。理念、理论和政策结合在一起。还有一点就是最终要有可操作的措施，具有可操作性。我们看到，孙老师的主意，孙老师的画图，应该变成什么样，最终要变成施工图，然后施工图要有人来施工。郝堂施工的有一个老李，他把孙老师的想法变成具体，比如豫南民居的狗头门楼，就是门楼上边的两个狗头，细节也得以重视。就像我们的村官所说的，施工者要有跟设计者一样的情怀，一样的理念，并不是说我想得到就能做出来，所以这是一个理念、理论和实际的一种契合，最终要转换成为一种可操作性的具体的措施。
第二，郝堂案例反映了利益相关者形成的合力。
郝堂案例，正如昌平所说，多方利益的融合。这里边的利益相关者，具体来说，第一是地方政府主导，我们很多事情离开了政府是不行的。这里边就是平桥区政府，平桥区政府应该来说就具有远见卓识的，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长期的工作，他们搞了一个公民社会与现代思想论坛，这项工作，十四年，一百六十多个专家，能够持之以恒的做下去，我觉得是很了不起的。这是一种潜移默化的、对人思想的转变，所以地方政府是有一定的远见卓识。第二个是我们村的领导，村干部。我那天跟曹书记和胡主任都聊了，我们可以看到，胡静主任说话气场很强大，使人感到很振奋，她说中央倡导的美丽中国、生态中国我们已经走到前面了。我跟他们聊了之后觉得昌平老师的一些理念和理论他们已经接受了，因为接受的和照本宣科是有差别的。还有就是说农民的主体，刚才讲了一个个村民小组开会，垃圾分类，小学生来评比，很多具体的措施，来使我们讲的农民主体作用得以发挥，主体力量真正得以体现。第三个是我们说的利益相关者。我们讲的外来的力量，有个词叫做改革的代理人或者讲promoter，我们这里有的讲协作者、促进者或外来力量。很多地方，是今天来一个明天来一个，但是，在这儿是找到了一个载体和平台。各种专业背景不同的人聚集在一起努力，这样就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郝堂，也是我最深的体会。
郝堂的变迁值得思考的问题。
孙君老师说，我们从来不谈问题，我们谈希望。当然，我也谈希望，也要谈一些问题。我们社科院的人都是乌鸦嘴。我们有时候问题谈得多，我们有时候看的希望看得多。成绩我们都看得到，有些问题我思考之后没有答案所以我提出来。
第一，郝堂的模式是否具有可复制性。
我刚才讲的理念、理论和政策的契合，可操作性，多种利益相关者形成合力这些都没有问题，我们都是可以讨论、可以学习的。但是，郝堂的这个具体做法在经济上、资源的聚积上有没有可复制性？也就是说郝堂的经验别的村可不可以学？这一年多，可能时间更长一些，上级部门给的资助大概两千来万，比如说教育局的、水利局的、交通局的、农业局的、农业综合开发扶贫办的，整合国家项目可能有两千来万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平桥区能够支撑多少个郝堂？因为2011年平桥区的农民纯收入是6733元，还是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，财政的一般预算收入是3.95亿元。刚才问了一下可用财力大概是18个亿。一般预算收入是我们自己有的，可用财力是通过各种财政转移支付来的。信阳从收入水平上来讲还是处于加快城镇化的过程，平桥214个行政村，现在是以郝堂、双桥，徐岗三个新型农村社区为示范，除了这三个，剩下的211个该怎么发展？资金从哪儿来？所以这个问题是我一直考虑的最终的经济资源的可持续性、可复制性。
第二，利益相关者形成合力在中国普遍的层面上是否存在。
我跟孙老师聊，孙老师说利益相关者的共识有四个要求，一是农民觉得特别好能得益，二是政府能够支持，三是项目要可持续，四是项目的设计人要有兴趣，即纯粹性，观点不受政府的左右。用案例来告诉党什么更有利于农民、更有利于社会，但有时候这些有利于不一定符合官员的利益，最终我们是否能够形成合力和共识？我个人可能看得悲观一点。今天是我们的县乡干部论坛，可能我说的不对，请大家批判。今天上午，孙君老师说今天的政府官员有实践、有理想、有文化，这些我都不否认。我做了这么些年，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做调研，跟很多干部接触过，各个层级的干部我都接触过，我感觉八十年代的干部水平是受影响的，理论知识和他本身的素养较差。现在的干部，乡里的干部，县里的干部，包括更高，确确实实有文化、有素养，对很多问题认识很深刻，你跟他们聊，尤其是在饭桌上闲聊时，他们对一些问题看的很深刻，对现实的抨击，对时弊的针砭很厉害。但是，到具体工作时他们还是按照错的，他们明知道是错的他们还要那么做，为什么呢？形势比人强，他要服从他整个的利益考虑，这是最可怕的！如果说他不知道错，稀里糊涂的犯错误，可以理解！但是，现在这些干部有能力、有知识，知道那是错的，还必须那么做，否则的话无法在政治生态环境中生存。我们讲现在“合力”的问题，大家的方向都是一样的，但是政府的官员考虑工作的优先序，和农民需求的优先序是不一样的。农民考虑的优先序是短时间不能见效的、不能马上出彩的，政府的官员要的东西是短平快的、马上能见影儿的。所以我们现在讲的到处破坏文化，有的地方叫缩村让地，有的地方叫掀村腾地，有的叫拆建并院，各地的口号不一样，但是做法都是一样的，都是扒农民的房，然后让农民上楼把地腾出来，增减挂钩，占补平衡，接着卖地，土地财政，土地金融。
前两年我们跟陈锡文同志一起开会，他说我看到了各地兴起了拆农民房子占地的热潮，这种热潮一直到现在还继续存在。如果说没有政府的号令，没有文件，没有精神，各地都在盲从地做这个事儿？为什么呢？因为这里边有他们的利益驱动，这个方向和我们最重要的合力的方向——我们最终要的，是不一样的，只要尽快卖地就行了。我们所做的事跟当官的心中的郝堂村是相差很大的，如果说我们没有资源，而且又要发展，我们要出政绩的话就要快，要快的话就是资本和权力结盟，然后就是走一条传统的发展道路——资本为主导的道路，而这条道路就跟郝堂村的道路是不一样的。昨天我看了佛山村，佛山村看了之后就给我一个跟郝堂村巨大的反差。佛山村就是老板发展模式，两个老板，一个老板是马德记，马德记搞了一个合作社，合作社有一万多亩茶园，他现在在建一个茶坛，就是祭祀的茶坛，然后建一个茶圣堂，是陆羽的茶圣堂。以我的体会，他以后可能搞茶博物馆、茶文化等等，也是孙老师设计的，也是政府购买，专业施工队，然后我路过了一个咖啡厅，一个正在建造的咖啡厅，跟碉堡一样钢筋水泥的，听村里人讲这个咖啡厅并不是很大，用了五十吨钢筋，在外面看跟一个土窑一样，但里边是一个现代的咖啡厅，有八个卫生间，底下铺砖上边木板，是一种高端豪华的，我看到这个，听他们说完，当时就深深感到资本的力量。咖啡厅搞起来，茶坛搞起来，茶文化搞起来，整个儿看就是一种资本的主导，这么有品味、原生态的东西一定很吸引人，他们可以去做。但是，我们讲的农民的主体地位，参与主体，决策主体，受益主体就根本谈不上了。所以，郝堂村这个草根式的、以农民为主体的、由外力协作者来推动的村庄建设，和以资本为主导、为支配的村庄建设，哪一个在中国目前占统治地位？应该还是资本类的。最终我理解的郝堂草根的、以农民为主体的村庄发展会不会依附于资本为主的发展，等于是为资本为主导的发展服务呢？我想这个应该是我们极力避免的。这里，我们看到了一种无奈的、清醒的趋势。
但是，我个人认为，未来真正有生命力的发展还是郝堂这样的发展，这种发展要慢一些，时间要长一些。在未来的发展道路上以这种发展模式作为主导，可能中国的可持续发展观、科学发展观才能够落实，中国的小康社会的建设才能够更好地实现，我们真正的伟大民族的复兴就可能存在！如果走那种资本发展方式的话，我觉得我们还是在走老路，我们应该坚持一种以人民为主导的，习主席讲了多少次以人民为主导的，这样的话我们的科学发展就最终能够实现！
2012.12
原文为张晓山于2012年12月3日“第六届县乡干部论坛”上的发言实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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